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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国家开放大学电大本科《社会学概论》论述题题库及答案(试卷号:1282)

论述题 1.请举实例说明谣言的特征,谣言传播开来的过程。

答:谣言是集群行为的一种分散形式,常常是恐慌、骚乱这种更复杂的集群行为的初级形式。(1分)跟传言一样,谣言是指在大众中传播的关于某人或某事的缺乏根据、不够准确的消息。但谣言通常是故意捏造的,而传言是无意讹传的,但事实上,人们通常所说的谣言,既包括无意讹传的也包括故意捏造的,两者很难区分开。

谣言有以下五个特征。

第一,谣言具有似真性。

第二,谣言的产生与社会的某些敏感时期有紧密关联。

第三,谣言通常比较容易出现在信息公开程度很低、媒体受到严格控制的社会。

第四,谣言一旦开始很难停止。特别是在公信力比较低的社会,政府辟谣常常会出现反作用。

第五,谣言在传播中会不断被加工。最初的谣言到最后会面目全非。

谣言的传播可以分为以下三个过程。

第一,磨尖,即断章取义留下符合自己兴趣的东西,而舍弃其他 第二,削平,信息传播者会把他认为不合情理之处削去、重新安排其他情节。

第三,同化,信息传播着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对信息添油加醋。

2. 试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层的特点和趋势。

答: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以政治身份为核心的社会分层制度基本打破,韦伯阶层论中所描述的以经济因素为主、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为辅的社会分层制度逐渐形成。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分层已经打破了以政治身份为核心的单一社会分层制度,而形成了经济、社会、政治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社会分层制度。

其次,虽然政治因素在中国社会分层中不再起主导所用,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能力并没有严重削弱。相反,中国仍然是政府主导型社会。这一点在社会分层上的体现就是中国的社会分层制度仍然受国家政策的严重影响。

再则,中国社会分层的变化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密不可分。工人阶层中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区分也已逐渐消失,而被国有与非国有的区分所取代。此外,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减弱,而出现市场因素主导下的新城乡差异。出现了农民工这一在城市工作生活、却没有城市身份的特殊社会阶层。

最后,中国社会阶层仍然处于重新构建的过程中。

总体说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状况和分层结构跟前三十年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社会分层已经呈现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新趋势。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根据联合国2007年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为o.469,中国成了亚洲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中国政府的相关机构也承认,中国已经进入收入分配很不平等的国家行列。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层发展的第二个趋势是,社会分层在分化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聚合趋势。一方面,社会阶层的分化不断细化;

另一方面,这些细化的碎片又不断聚合到社会分层结构的两极。

再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层发展的第三个趋势是,社会分层标准中弥散型的资源配置逐步转变为一体化的资源配置。各种资源日益集中到强势群体的手中,而社会弱势群体,拥有的资源越来越少,甚至经济社会政治地位都发生了绝对意义上的下降。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层发展的第四个趋势是,社会分层结构逐渐出现了定型化的趋势。表现为各社会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逐渐清晰;

社会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

中国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这也是社会分层结构定型化的体现。

3.试述重要的社会化机构及其作用。

答;

在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化机构包括:家庭、学校、同龄群体、工作组织和大众传媒等。

一、家庭。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化机构。它是人们来到世间后接受社会化的第一个社会环境,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对个人早期社会化甚至一生的社会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家庭是社会结构中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化场所。家庭为个体身体的抚育和感情的需要提供了条件,在与家庭成员的感情交流中,儿童从小就有了亲情、温暖、关爱、尊敬等情感体验。家庭使儿童获得像吃饭、穿衣等基本的生活技能,以及语言、思考、与人交往等进一步社会化的手段;

家庭使儿童开始接受和内化社会文化、行为规范、价值标准,使他能够按照社会的要求处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早期社会化中,家庭环境因素对个人观念、心理和行为习惯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二、学校是专门为社会化目的而设立的学习机构和组织机构。现代社会,随着家庭功能的变迁,学校越来越成为儿童、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环境因素。与家庭相比,学校社会化具有半强制性、系统性和组织性等特点。学校通过引导学生服从教育制度的安排,传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文化遗产,传授各种科学知识和技能,全面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各种能力,与家庭相比,儿童及青少年在学校中学习的社会角色更多的要面向社会。

同龄群体又称同辈群体、同伴群体,是由地位相近、年龄、兴趣、爱好、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大体相同的人自发的结成的一种关系亲密的非正式群体。与家庭和学校一样,同龄群体也是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的环境因素。同龄群体使儿童感受到一些不同于家庭和学校环境中的新东西。在同龄群体中,同伴之间的交往与活动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儿童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安排活动的内容,他们有自己的行为准则、价值标准,有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榜样,有自己的语言、交往方式,并因此构成了独特的亚文化群体。在同龄群体中,儿童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以一种独立的姿态与人交往、建立关系,这种活动可以大大提高儿童自身的独立意识,增加人际交往能力,积累解决人际冲突的经验,学会灵活地扮演多种社会角色,为今后进入成人社会做好准备。

四、工作组织是指个人在社会结构中从事某一职业所归属的社会单位,是个人社会化的又一重要机构。个人要在工作单位的职业活动中学习职业技能,遵守职业规范,学会扮演职业角色等等。在工作单位中,个人通过自己的职业活动和职业成就来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实现个人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并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形成个人的能力、性格、品格、气质等。在职业生活中,还可以学会处理职业环境中的人际关系。工作组织是成人继续社会化的重要场所。

五、大众传媒是指社会组织为在广大社会成员之间传递信息、互通情报所采取的各种传播手段。比如,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等。在传统社会中,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学的文化知识、社会规范等主要来自于家庭和学校,来自于家长和老师的言传和身教。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日益发达,它通过有形和无形的传播手段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化。

4.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 答:要理解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应当注意到:我国农村社区与城市杜区之间的差异是“原生性城乡二元结构”、“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和“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这三种二元结构叠加的结果。

首先,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方面都可以说是泾渭分明。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之间的这种差异就是“原生性城乡二元结构”。这种“原生性城乡二元结构”表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异并不容易消除。改革开放并没有能够消弭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之间的这种本质上的二元对立。

其次,195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的一系列对城市和农村区别对待的政策,这些政策造成了“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的进程削弱了我国在19 50-1970年代形成的“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但这种“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完全消除。一方面,作为“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核心的城乡户籍制度进行了调整。同时,国家也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建立和健全了农村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另一方面,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并未根本废除。

“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是理解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城乡关系的重要方面。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加深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和割裂,这就是“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改革前“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下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通过农副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所达成的联结,已经被改革所弱化。一方面,农产品消费在城市居民消费中的比例降低,农村生产与城市生活的联结削弱了。另一方面,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发展也降低了我国城市居民对本国农业生产的依赖。市场经济的发展削弱了城乡之间的联结,进一步加深了我国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割裂。这是理解近年来我国城乡差距扩大的关键因素。

综上所述,要理解今天我国城乡之间的差异,就需要注意到三种城乡二元结构的叠加。

5.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单位制度发生了哪些变化? 答: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尤其是1992年实行市场经济走向的改革以来,单位制度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第一,单位与成员经济关系的变化。这构成了单位制度变迁的基础。计划体制下的单位对于其成员是一种全面承包的关系,即单位为其成员几乎提供了经济所需的各个方面。而作为一种社会交换,单位成员也将个人的权利全面让渡给了单位。市场转型以后,单位内部的非市场机制受到重大冲击,单位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流动资源,单位成员自由流动的空间也不断扩大。

第二,单位从对人的全方位控制,逐步转变为只是对人们职业活动的控制。市场转型前,中国的单位不仅是人们职业活动的场所,而且是人们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场所。单位已经侵入了其成员生活的各个方面。市场转型以后,单位内的关系逐渐由初级关系转为次级关系,单位逐步向单一的就业场所转化,单位的许多功能逐渐社会化,尤其是社区组织正在居住环境、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等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城市人口正在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

第三,单位从涵盖城市中的大部分人口变为仅能涵盖城市中的部分人口,原来被单位所容纳的一批成员被甩了出去,这些成员包括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新增失业人口等。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单位制度尽管发生了这样一些重大的变化,但它并没有马上解体。事实上,单位制度的变迁中同时出现了弱化和强化的两种倾向。所谓弱化,是指单位在市场的冲击下,其内控力越来越弱了。所谓强化,是指由于单位有了更为明显的独立经济利益,单位为自身向国家争利益的现象更突出了,而单位成员尽管在政治上对单位的依附大大降低了,但在经济上对单位的依附反而加深了。当人们所需要的社会资源在很大程度上还得通过单位得到满足的时候,人们为了获取这些资源,就只有以自己对单位的服从来交换所需要的那些资源。尽管市场改革强化了国家与单位、单位与个人之间依赖关系的双向性质,但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占优势的一方仍然是国家和单位。单位在未来进一步的市场改革中是否会演化为纯粹的职业组织,还有待观察和分析。

6. 请结合实例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

答:当代中国社会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可以通过六个层面的演化过程来说明:

第一层为结构问题层。这是指由结构性利益失衡造成、弥散在事发地区的“气”。失衡与弥散是这层“气”的基本特征。在一个牵连广泛、影响深远、关系复杂的社会大转型中,出现较为普遍的利益失衡问题,这本来不足为奇。但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社会目前在市场转型中并没有建立起足够充分的利益诉求机制,同时也还缺乏建设“安全阀”制度的敏感性。许多基层政府习惯于用高压手段来处理利益纷争。利益受到损失或威胁的一些底层群体不仅实际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心中的怨气还无从发泄,造成心理严重失衡,官民对立的情绪较为普遍。威权体制这种结构性因素决定了利益冲突和心理对抗常常难以通过制度化、理性化的方式来化解。很多情况下,底层的不满一方面在高压下遭到压抑,另一方面却又正是在高压下得到积累、强化和扩散,并在寻求着以非制度化、非理性的方式释放的时机。

第二层为道德震撼层。这是指某些具有“道德震撼”性质的触发事件将“气”从弥散状态转入凝聚状态。所谓“道德震撼”指的是在社会运动刚开始时,一个未曾料想的事件发生或一个未曾料想的信息被公布,引起了人们的道德愤怒,从而使其倾向于参加集体行动,无论是否有人对他们进行动员。“道德震撼”强调的是一种令人震惊或眩晕的景象使集体行动的潜在参与者的道德情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并由此激发出他们参与集体行动的热情。

第三层为概化信念层。这是指由于信息传播的迅速和过滤,已经凝聚起来的“气”被不断加压,使人们产生了所谓的“概化信念”。“概化信念”是人们对某个社会问题的归因的共同认识,它与事情本身的真相无甚关联,而是对既有的结构性怨恨和相对剥夺感的凝聚、提升和再造。在当代社会,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使信息传递变得甚为便利和快捷,在既有的结构性怨恨基础上可以瞬间形成“概化信念”。而政府的信息公开不够、公布不快,更形成了一个信息的落差。

第四层是次级刺激层。如果说触发事件构成了群体性事件的初级刺激的话,那么,当事者或处置者的失当言行则构成了次级刺激,并引爆了已处于高压状态的“气”。有的时候,次级刺激源可能不止一个,多个刺激源可以相互叠加。也正是在这个层面,原来具有正当性的道德震撼开始转向失去正当性的情绪发泄,群体行动从原来的“事出有因”开始转向“于法无据”。

第五层是情境动员层。由于此时参与的人群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足以使参与者藏身在集体的匿名性中,并诉诸于情境动员,来使“气”再次加压。所谓“情境动员”是指在群体性事件中通过场景来完成的行动动员。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或者致力于理性维权的草根行动者没有在场,或者他们即使在场,也难以发挥主导的作用。

第六层是终级刺激层。在极其紧张的最后关头,政府临场处置稍有失当,或者控制不力,处置不及时;

或者控制过头,滥用警力,都可能引发“气”以大规模骚乱方式的彻底释放。尤其对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来说,基层政府更倾向于用警力来解决群体性事件,动辄把警察推到解决干群矛盾的第一线。结果在很多时候适得其反,彻底激化了矛盾。

这六层分布的每一层都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必要条件。随着这些分层逐次推进,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一旦这六层分布全部完成,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7.试述你对中国社会转型中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解。

答:社会结构指的是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群体与组织、社会制度、社区等各个社会要素之间持久的、稳定的相互关联的模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改革前,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民众生活在国家机器的组成单元里,国家与民众构成了直接互动的两层社会结构。改革释放出来了一些不由国家所控制的资源,逐渐形成了“国家一社会中间层一民众”的三层结构。

第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改革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主要由城乡两大社会群体及城市内部的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三个阶层构成。同一身份内部则具有很高的同质性和平等性。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农民工阶层和私营企业主等新阶层,原有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各阶层的内部发生了分化。同时,社会阶层的不平等现象日渐突出。

第三,社会利益关系结构的变化。首先,社会成员的利益实现路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利益分配体系。其次,利益实现机制的变化。也就是整个分配制度从计划调节转变为市场调节。再则,利益差别化格局的形成。中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利益分化,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社会结构的这些变化,既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的表现,同时也蕴涵着深刻的社会结构性矛盾,对中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提出了严峻挑战。

8.试述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日益卷入全球化的浪潮。

一方面,卷入全球化的浪潮给中国带来了发展的机遇。首先,中国实现了与各 国经济、文化、政治的交流与合作。其次,经济全球化本身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 发展。大量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办工厂,这不但增加了中国的税收,而且带动了地方 经济的发展。此外,制造工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使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世界制造业在中国的发展同时也加重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

首先,中国只能从商品的制造和销售中获得少量的收益,而跨国公司的利润要远远高于中国的收益。其次,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重了中国劳动者的弱势地位。中国工人从自己的劳动生产中收益相当低,也难以保障劳动者的相关权益。再则,中国各阶层之间的断裂也逐渐拉大。中国的富裕阶层从世界市场中购买大量的消费品,而大量从事制造业生产的劳动者并没有能力承担此类的消费。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还可以看到全球化力量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多数全球性力量在中国都已经发展出了他们的中国意涵,这些全球性力量会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造或被改造。

总的来说,全球化的中国实践是一个双向过程。在全球化改变中国的同时,中国也在改变着全球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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