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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袁隆平院士先进事迹袁隆平院士先进事迹
1、爱提问的学生
1942年初秋，袁隆平从重庆市龙门浩小学毕业，进入复兴初级中学。
在学习中，袁隆平有个特点，就是喜欢思索，爱提问。
一节数学课上，讲“有理数”这一章。老师讲了一条乘法的重要法则：同号相乘的数取“+”号，并把绝对值相乘。老师进一步解释说：“这就是说，正数乘正数得正数，负数乘负数也得正数。”
袁隆平边听边想，正数乘正数得正数，这好理解；负数乘负数也得正数，这是为什么呢?于是就发问：“老师，负数乘负数，为什么得正数?”袁隆平尽管没有从老师的回答中得到满意的答案，但却使他对这些抽象难懂的概念产生了兴趣，增强了逻辑思维能力。
有一次，老师讲到一个世界难题：一角不能三等分。袁隆平觉得不好理解，他认为一个角应该可以三等分，比如一个90度的直角，分成各30度，不是分得规规矩矩的吗?但是老师说，这样分不对，就是不能三等分。
为什么一角不能三等分呢?袁隆平感到里面肯定有道理可讲。他自己想不出来，老师又没有把其中的道理讲清楚，他的心中留下了一个大疙瘩。
这些留在心中的疑惑，实际上是袁隆平思维发展和心灵成长的标志。他开始对抽象的概念发生兴趣，开动脑筋进行思索，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学到了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2、游泳夺冠
1947年6月，湖北省举办全省体育运动会。袁隆平非常喜爱游泳，便向体育老师报名，要求参加预选。老师朝他打量一番后，摇摇头说：“你个子太小，体力不够，不行！”他心里不服气，心想：自己从8岁开始，在随父母逃难的途中，就是走水路来重庆的，一天不小心，在船上被四弟隆德推下了水，险些被淹死，幸亏被一位老船工救上船来，才保住了性命。从此自己下决心要学会游泳，今后能遇难救人。
9岁逃难到了重庆，每到夏天，放学回家后自己就要去长江边的“龙门浩”戏水。渐渐地，他掌握了熟练的游泳技术，甚至可以搏击嘉陵江和横渡长江了。因此，他很想在正式比赛的场合去试一试。
预赛的那天早晨，由周老师带队，10多个初选上的同学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奔向比赛的游泳场，袁隆平也偷偷地跳上最后一位同学的自行车后架上同行。待到达预赛场地时，周老师发现了他，便笑着对他说：你既然来了，也就试试看吧！结果，出乎大家意料，他竟在汉口的预选赛中获得100米和400米自由式两个第一名，而其他同学都名落孙山。接下来，袁隆平又夺得了湖北省男子自由泳第二名。回母校时，袁隆平受到热烈欢迎，同学们在校门口把他抬起来，使劲地往上抛了多次。
这件事给予袁隆平很多启迪：凡符合实际的“不服气”思想，不一定是消极因素，有时可以变成积极因素。正是这种“不服气”的思想，催他积极进取，克服困难，努力拼搏，去争取胜利。也正是这种“不服气”的思想，在他科研实验中遇到更大困难时，总是给他精神力量，促使他不断克服困难，不断攀登高峰！
3、立志学农
高中毕业以后，报考哪一所大学呢?这个问题成了袁隆平全家争论的焦点。当时，在南京政府侨务委员会事务科任科长的父亲袁兴烈希望袁隆平报考南京的重点大学，日后学成，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19岁的袁隆平，已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他想：第一，父亲要自己报考南京的重点大学，是希望自己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对此，袁隆平毫无兴趣。第二，想赴重庆求学。抗日时期的“陪都文化”，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8个春秋的山城生活，使他有着深厚的感情。第三，在小学阶段，一次参观园艺场时，他对生气勃勃的花、草、果、木和大自然春华秋实的变化规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到这些，他直截了当地对父母亲说：“还是让我报考农学院吧！”
善良的母亲讲出了自己的想法：“隆平，爸爸的意见你还要认真考虑。当然最后还得由你自己作主！”颇具民主思想的父亲，熟悉隆平的个性，既然儿子立志学农，他也不好再提反对意见了。 袁隆平就这样义无返顾地报考并考取了四川重庆相辉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4、服从分配
1953年夏，4年的大学生活就要结束了，袁隆平和其他同学一样，面临着毕业分配的选择。
7月下旬，学校在礼堂举行分配动员大会，向毕业生发出号召：服从统一分配，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袁隆平和每一个毕业生一样，面临着一场考验，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希望自己能留在重庆搞科研工作。但是，祖国急需大批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到基层去，到农村去推广农业技术，急需大批有专业知识的青年奔赴岗位，教书育人，把知识传播给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他想：自己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自己亲眼看到新中国刚刚成立，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国家在有许许多多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拿出了不少的钱来修建校舍、培养大学生。4年大学生活中，老师们花费了多少心血传授知识，培养自己。当祖国和人民需要自己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时，我们没有理由不服从统一分配。
他想到了自己动荡的童年，目睹和亲历了敌机狂轰滥炸我国土和同胞的惨景，这不正是由于当时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所造成的吗?他看到了抗战时期的那一代青年，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激情和紧迫感，奔赴抗日前线，那是保卫祖国的需要。今天，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服从统一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正是建设强大祖国的急需。
想到这些，袁隆平矛盾的心情、痛苦的思想豁然开朗。
思想通了，袁隆平向学校递交了服从统一分配的决心书。
在学校的统一分配下，袁隆平拿着分配通知，来到湖南省农业厅报到了，接着就被派遣到偏僻的湘西雪峰山麓的湖南省安江农校教书。
5、俄语教师
1953年8月，袁隆平告别母校西南农学院，走进了安江农校的校园，开始了长达18个春秋的教学生涯。 来校第一个学期，因缺少俄语教师，学校分配他到文史教研组教俄语。性格随和的袁隆平，尽管专业不对口，但他服从学校安排，愉快地当上了俄语教师。他认为这是自己教学生涯的开端，必须开好这个端。他不因为学校缺乏俄语教师而“滥竽充数”，而把它看成为一次学习的好机会。 有一次，文史教研组晚上开会，他忘记参加。第二天，教研组组长李纪春老师问他，“小袁，昨晚开会，你到哪儿去了?”袁隆平这时才恍然大悟，如实对教研组长说，“李老师，对不起，我备好课后，就只顾去看那一堆外文杂志去了！”他经常是这样，一钻进书本，就忘记了其他事情。
不备好课，他从不走上讲台。从教俄文字母发音第一堂课起，就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大家反映新来的俄语教师“板书清晰，发音准确，口齿清楚，重点突出，形象生动”。为了激发同学们学外语的兴趣，他采取课内师生之间用俄语回答简短提问，课外教唱俄语歌曲，与苏联同类学校同学通信等多种形式，来丰富教学内容，巩固课堂所学单词和语法，收到良好效果。连原来对外语不感兴趣的同学，也提高了兴趣，进步很快。
为了教学和科研，他不仅努力学习俄语，而且刻苦自学英语，不断提高听、写、阅读水平。通过长期坚持，他可不带字典阅读英、俄外文杂志和资料，是全校第一个外语过关的专业教师。他经常以现身说法来启发教育学生，要刻苦学好外语，多掌握一门外语，就等于多打开一扇获取知识的窗户，可以学到更多更广的科学知识。
5、饥饿的启迪
进入1960年，天灾人祸带来了全国性的大饥荒，袁隆平和他的学生们也同样面临着饥饿的威胁。
一天中午，走出校门，他远远地看到马路边围了一堆人，走近一看，路边横躺着两具骨瘦如柴的尸体，围观的人都默默无声，脸上堆满了忧伤。
袁隆平目睹了严酷的现实，他为这沉痛的现实而感到深深的不安！
有一次，他带着40多名农校学生，到黔阳县硖州公社秀建大队参加生产劳动。一天，房东老向冒雨挑着一担稻谷回来。他告诉袁隆平，这是他从另一个村子换来的稻种。
“为什么要换稻种呢？”袁隆平问。
“那里是高坡敞阳田，谷粒饱满，产量高。施肥不如勤换种啊。”老向说，“去年我们用了从那里换来的稻种，田里的产量提高了，今年就没有吃国家的返销粮了。
面对饥荒，老乡们不是坐等国家救济，而是主动想办法提高产量，袁隆平很受感动。
他从这件事上，得到很大启发：改良品种，提高产量，对于战胜饥饿有重大意义。他想，自己除了教好课，还要在农业科研上做出些成绩来，为老乡们培育出高产量的好种子。
6、“天然杂交稻”的启示
1961年春天，袁隆平把上年发现的“鹤立鸡群”的水稻种苗播在试验田里，本以为它们会成为有希望的一代。但事与愿违。不久，秧苗长高了，但参差不齐，成熟很不一致，且没有哪一蔸的性状赶上了它们的前代。这正是遗传学上讲的分离现象。
袁隆平猛然醒悟到，“从遗传学的分离规律看，纯种水稻品种的第二代是不会有分离的。只有杂种第二代才会出现分离现象。”现在，它的第二代既然发生了分离，那么，去年发现的“鹤立鸡群”的稻株，就可以断定是一株“天然杂交稻”！想到这里，他几乎高兴得跳了起来，又返回田间，再一次来到出现分离的那些水稻植株的试验田里，仔细地进行调查，一一作了记载，反复统计运算，证明完全符合孟德尔的分离规律。
袁隆平不断地在脑海里琢磨着：既然去年那株“天然杂交稻”的杂种第一代长势这么好，就充分证明了水稻也存在明显的杂种优势现象；既然自然界客观存在“天然杂交稻”，只要我们能探索出其中的规律，就一定能够培育出人工杂交稻来；那么，也就一定能够将这种杂种优势应用到生产上，从而大幅度提高水稻的产量。由此袁隆平预见，搞杂交水稻研究，具有光辉的前景！经过多年的探索，在世界最新科技成果的召示下，从1964年起，他义无反顾地选定了杂交水稻这道科研课题。
7、禾下乘凉梦 一位熟知袁隆平的作家，为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禾下乘凉梦》。这个书名来源于袁隆平的一个梦想。袁隆平回忆当时研究时，满脑子只有高产水稻，一天晚上，他想着高产水稻进入梦乡，结果在梦中他惊喜地发现种的水稻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帚还长，稻谷像花生米那样大，他和他的助手们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寻找“天然雄性不育株”
从1964年6月20日开始，袁隆平挤出教学后的业余时间，每天头顶烈日，脚踩污泥，弯腰驼背地寻觅那神奇的“不育”稻株。整整花了15天时间，什么也没有找到。7月5日，是他寻找“不育”稻株的第16天。他来到一丘“洞庭早籼”田，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正在开花和刚开过花的稻穗花药上，突然，他的目光在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上停住了。“啊，这不是退化了的雄蕊吗?”10多天来，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雄蕊植株。他马上将这“洞庭早籼”天然雄性不育株用布条加以标记，两三天内反复观察，并采集花药进行镜检，进一步证实了这是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
后来，袁隆平和妻子又花了两年时间，前后共检查了14000余个稻穗，分别在洞庭早籼、南特号、早粳4号、胜利籼等4个水稻品种中，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的植株。成熟时，分别采收了自然授粉的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的种子。
8、“5.18毁禾事件”
袁隆平师生三人避开政治斗争的漩涡，忙碌着水稻雄性不育性的研究。
1968年春天到来了，那些躲藏在臭水沟里大难不死的秧苗，经过他们反复繁殖，已经发展成为两分地的实验田，秧苗插在中古盘7号田里。
秧苗插下去半个多月，两名助手暂时离开了学校，田间管理，观察记录，由袁隆平一人照管。
5月19日，星期天，袁隆平匆匆吃过早餐，骑上自行车去实验田。
来到田边，眼前的景象使他大吃一惊：昨天傍晚还好端端的秧苗，只过了一夜就全部被拔光了，实验田里布满了乱七八糟的脚印。
天哪，经过两年多努力，流了多少汗水，用捡来的几根秧苗培育出来的这些实验材料，再次遭到了灭顶之灾！
袁隆平只觉得脑子里“轰”地一声，浑身发抖，两眼发直，感到天旋地转。实验材料再一次被毁，杂交稻的研究难道就这样被断送掉?
在泥地里呆坐了许久，他回过神来。含着泪水，忍着悲愤，走进烂泥巴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寻找劫后余生的秧苗。在田埂边的污泥里，他发现了半埋着的五根秧苗，就连泥带根把它们抱回家，插在试验盆里。
袁隆平不甘心，还在四处寻找失踪的秧苗。案发后的第四天，他在一口井里发现了一些浮在水面的秧苗，捞上几根一看，果然是他的实验秧苗。他不顾井深水冷，“扑通”一声跳下井去，可是无法捞到沉到井底的秧苗。
学校领导派人抬来了抽水机，把井水抽干，捞出了井底的秧苗，但已经全部沤烂了。
一切迹象证明：轰动全校的“5.18毁禾事件”，是一宗蓄意的恶性破坏事件，纯粹是想阻止袁隆平的研究，不让他的研究成功！
更令人气愤的是，有人居然放出谣言，说毁禾事件是袁隆平自己干的。这些人手段卑鄙，用心险恶，不但破坏了秧苗，还借此陷害袁隆平。
面对这个现实，袁隆平万分痛心，却一如既往地悉心照料着那几根抢救出来的秧苗。沉重的打击，丝毫动摇不了他继续从事杂交水稻研究的决心。
9、南国育种
袁隆平回顾自己育种走过的路程，以往的经验和教训，觉得要加快育种步伐，不能只局限于安江与长沙，而要到气候炎热的云南和海南岛去。
1969年冬，他们来到云南省元江县，租居在农技站的一座无人居住的平房里，还租了农技站的水田作为实验田，把不育材料的珍贵种子浸下了水。
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害又降临了。
元月2日凌晨，袁隆平在睡梦中被猛然惊醒。他发现身子下的床在晃动，天花板上噼里啪啦掉下石灰块。
“快起来，地震了！”袁隆平大声地将两个年轻学生喊醒，把浸在铁桶内的谷种抢了出来。才过了一会儿，那座平房“轰隆”一声倒塌了。
天亮了，余震不断，大地仍在摇晃„„
农技站老支书来看望他们了：“这里是危险区，你们应赶快离开!”
袁隆平指着浸在铁桶里的稻种说：“种子都要下田了，我们怎么能离开?”他们在水泥球场里用塑料布搭起了一个窝棚。水泥地上垫了几把稻草，再铺上一张草席，就成了床铺。
发了芽的稻种在摇晃的土地上播下了，秧苗在南国的暖风里茁壮成长。
粮食供应发生了困难，他们就吃当地的甘蔗。甘蔗虽然好吃，当饭吃可不好受。三个人吃得口腔里一齐磨出了泡。
经过5个月的辛勤劳动，又繁育了一代雄性不育的种子。
从这次开始，以后每年冬季，他们像候鸟一样，飞向温暖的南方，在南国的水田里繁殖育种，加速实验，争取早日成功。他们把这种与季节赛跑，追着季节走的育种方式，称为“南繁”。
10、发现“野败”
1970年11月，正在北京查阅资料的袁隆平惊喜地收到两个助手从海南南红农场发来的电报：“找到雄性不育野生稻。”他来不及买车票，连夜挤上火车，直奔海南岛，一到农场，就来到实验田边，看到了那株比金子还要贵重的野生稻。
这株野生稻，是李必湖和南红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发现的。
11月23日上午，他们一起在离农场不远的一片沼泽地里，找到了一片面积约0.3亩的野生稻。当时正值野生稻开花，生殖性状极易识别。李必湖像袁隆平当年寻找雄性不育株一样，在野生稻丛中一株一株地观察。
奇迹终于出现了!他们发现了三个雄花异常的野生稻穗，它们的花药细瘦，呈火箭形，色浅呈水渍状，不开裂散粉。这三个稻穗生长于同一个禾蔸，是从一粒种子成长起来的不同分蘖。他们惊喜不已，把这蔸不育型的野生稻连泥挖起，搬到实验田里栽好，等待老师回来做最后的鉴定。
袁隆平仔细观察后，又采集了稻花样品，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检验。最终确认，这确实是一株十分难得的野生稻雄性不育株。鉴于它是一株碘败型花粉败育的野生稻，袁隆平当即高兴地命名为“野败”。
后来，在谈到发现“野败”的功绩时，袁隆平指出“有人讲李必湖等发现‘野败’只是靠运气，这里有一定偶然性，但必然性往往寓于偶然性之中。一是李必湖是有心人，是专门来找野生稻的；二是他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当时全国研究水稻雄性不育性时间比较长的，只有李必湖、尹华奇和我，所以宝贵的材料只要触到我们手里，就能一眼识破。别人即使身在宝山，也不见得识宝。这就是李必湖发现‘野败’的必然性。”
11、骑摩托车去实验田
袁隆平手里掌握着上千万元的科研经费，他的生活却极其简朴。 长年养成的习惯，他喜欢去田垄，一有时间就到实验田去观察，去呼吸田野的气息。如果说事业的成功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到实验田去的交通工具，由原来的自行车改成了摩托车。他觉得这玩意儿轻便、快捷。没料到，玩摩托车、飙车成为他人生的一大乐趣。
田里的秧苗分蔸了，抽穗了，扬花了，结实了„„他跨上摩托车，一溜烟蹿上马路，拐入小径，溜上田埂，矫健的身影闪动在片片绿意葱茏或金黄灿烂的稻田里。十多年来，他先后换过八九辆不同品牌的摩托车。如今，虽已70余岁高龄，他还是经常骑着摩托车在田间转。
2001年底，在朋友们的劝说下，袁隆平买了一辆赛欧牌家用汽车。朋友对他说，骑摩托车是“肉包铁”，开汽车是“铁包肉”，还是开汽车安全一些。他兴致勃勃地学起开车来，感觉还不错。有时，他把汽车开到了田边。他还笑着说，要去考一个驾驶证哩。
12、“对钱不能看得太重”
在一些人眼里，似乎袁隆平很有钱，但他是一位拿国家俸禄的科学家，每个月的全部收入连工资和补贴加起来，总共4000多元钱的样子。他乐呵呵地说，这些收入不低了，够我花的了，所以，他几乎将在国际上获得的所有大奖的奖金都捐赠给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农业科技奖励基金会，以表彰和扶掖对农业科研有贡献的人。此外，他还出资捐助过教育事业。
他对于金钱的观点，一是不吝啬，二是不奢侈。在袁隆平看来，金钱的多少，无非是一个数字，他说：“钱是要有的，要生活，要生存，没有钱，饭都吃不上，是不能生存的。但钱够一般日常生活开销，再小有积蓄就行了，对钱不能看得太重。”倘若对钱看得太重，被金钱蒙住了眼睛，就容易迷失自我，成为一个对社会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自私的人，人要是成了金钱的奴隶，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对人生，对金钱，对地位，乃至对家庭，袁隆平悟得很透彻明了，他向来对自己很“小气”，对别人却有一份古道热肠，侠义肝胆，只要是他力所能及的，他都会尽全力帮助他人。他是博士生导师，带过许多博士生，其中有一个是从农村来的，家里生活较困难，有一次，这位学生打电话给他，说是父亲病重住院，急需用钱，他十分同情，从自己的工资收入中给那个学生寄去了两千块钱。
13、“荣誉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整个中国”
在袁隆平连连获奖载誉归来后，有媒体的记者采访他时问道：“对于您的贡献，您自己作何评价?”
他平静地说：“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是我们中国的荣誉，我只是一个学科带头人，一名代表。我讲一个故事：1997年8月，我去墨西哥参加作物遗传与杂种优势利用的国际讨论会，并被授予先驱科学家荣誉称号。这次会议有60多个国家的600多位科学家参加，其中12位是中国人。我因为签证的关系，迟去了两天，在举行仪式的头一天下午才到。我到了后，那12个中国人喜出望外，说，袁老师你终于来了，我们急死了，你来了之后，我们的地位就提高了。因为在5名被授予先驱科学家称号的人之中，其余4名都是美国人。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荣誉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整个中国。”
第2篇：中国工程院院士教工风采先进事迹中国工程院院士教工风采先进事迹
材料
中国工程院院士教工风采先进事迹材料
zz，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无机非金属材料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知名专家。生于1952年8月，zzzz人，1976年7月从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水泥工艺专业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科研、管理等工作至今，1983年在南京化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90年在德国克劳斯塔尔（clausthal）大学获得学位工程师资格，1996年在东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6年因工作成绩突出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晋升为教授。1986年创建粉体工程研究所并任所长，1993年3月任-，管理类，工作总结类，工作计划类文档，下载--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系主任，1995年6月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校长，1998年3月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长。2003年光荣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曾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国家发明四等奖1项，国家科技成果推广奖1项，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一项,省部级科技成果一、二等奖13项。先后被授予“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并是“宝钢奖优秀教师”“霍英东科技奖”的获得者、全国“冶金系统杰出青年”“陕西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世界Einstein科学奖、Vasconcelos教育奖、Vinci艺术奖、中国何粱何利奖授权提名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和陕西省三五人才工程第一层次。
兼任中国侨联第八届委员会常委、陕西省侨联主席，陕西省科协副主席，陕西循环经济工程技术院理事长兼院-，管理类，工作总结类，工作计划类文档，下载--
长，并担任中国建材工业科教委委员，国家保密技术审查专家组专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大学荣誉教授，被东北大学、南京化工大学、同济大学、中国科学院化冶所等多所院校聘为兼职教授，被陕西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方政府及中冶集团、中国建材集团、中铝集团等大型企业集团聘为首席顾问。在四个国家级学会分别任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理事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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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黄本立院士先进事迹简介黄本立院士先进事迹简介
黄本立，中国科学院院士。主攻原子光谱/质谱分析。已在该领域发表论文逾200篇，出版专著有“An Atlas of High Resolution Spectra of Rare Earth Elements for ICP-AES”（2000，合著）、《发射光谱分析》（1977，1979，合著）、《混合稀土元素光谱图》（1964，合著）等十余部。六十年多年来一直从事原子光谱分析研究，在原子发射、原子吸收、原子荧光和激光光谱分析的理论、方法、应用和仪器装置等方面为我国的原子光谱事业的开创、发展以及多层次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大的成绩和贡献，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原子光谱分析学术带头人。
黄本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先后建立了球墨铸铁、黄铜的定量分析和石墨、锌等样品的定性分析方法，并为有关工厂培养干部、下厂安装、建立光谱实验室，把光谱分析推广到工厂去。1954年为中科院举办“光谱分析学习会”讲课，负责实验课的设计、安排和辅导学员的学习。该学习班近70名学员，目前分布全国科学院各所、大专学院及部委，均为我国分析化学尤其是原子光谱分析届的老前辈。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为冶金部建立了钨矿中微量铍的化学光谱测定方法，并分析了一批重要样品；在钼矿半定量分析新方法研究中，发展了国外提出的“数阶法”，提出了“接线法、”“内标法”，提高了“数阶法”法的准确度，扩展了单根谱线的分析浓度范围。 1957年，建立了分析高纯物质用的热空心阴极装置，提出了该装置气体循环系统用的高效汞汽喷射泵，以及分析难熔粉末用的“双环槽电极”等新器件。1957年创立了一种可测定包括卤素在内的微量易挥发元素的新型双电弧光谱分析光源，这项成果在国内外多次获得好评和被采用，被国外著名光谱分析家誉为“最完善的双电弧光源”。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首次在国内建立了原子吸收光谱(AAS)装置并发表国内首批AAS研究论文。在国内起了倡导作用。
1975年起从事新型光源感耦等离子体光谱分析研究。承担了多项国家“六五”科技攻关项目和中科院重点科研项目，从事环境分析方法研究和我国第一批固体环境标准参考物质的ICP-AES定值分析工作，以及松花江水系环境背景值及环境保护的研究。他所研制的使用样品量和一般的雾化器一样、但可同时测定氢化物元素和非氢化物元素的新型雾化–氢化物发生装置，使氢化物元素的测定灵敏度提高了20倍，而非氢化物元素的灵敏度则保持不变，从而获得一项中国专利。 上世纪80年代末，建立了流动注射电化学氢化物发生法，使氢化物发生法可以不必使用硼氢化物。该项成果于1991年在国际光谱会议上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同行们的诸多关注，多个小组追踪研究。
新型仪器的研究工作还包括：用摄谱仪改装的光谱分析光电装置（1958）；一种以复合光积分光强控制摄谱曝光量的装置（1963）；X线激发光学荧光光谱仪的设计（1971）；国内首台钽舟无焰原子吸收装置（1972）。
强电流微秒级脉冲（HCMP）供电的空心阴极灯原子/离子荧光光谱的研究（1990起），使普通的商品空心阴极灯(HCL)的离子谱线发射强度比常规脉冲供电时提高2-5个数量级,而原子线(特别是激发能较高的)的强度也有所提高。此项工作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数次作特邀报告，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重视；1996年国家基金委对该课题进行验收时，专家评议认为该工作“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黄本立曾任中国化学会24届常务理事长；分析化学学科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光谱学会副理事长；《光谱学与光谱分析》主编，《分析化学》、《分析科学学报》、《分析试验室》、《冶金分析》、《化学进展》等十多种国内期刊编委或顾问，Spectrochimica Acta PartB (1985-1995)、ICP Information Newsletter(1981-)、Analytical Sciences(2000-)等国际期刊顾问编委或编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分析与环境化学学科评审组成员（1992—1995）；何梁何利基金科学奖学科（专业）组评审委员；福建省政协第六、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务。多次担任国际会议主席，三十多次应邀在国际会议上作大会报告或特邀报告。
附黄本立获奖情况：
负责或参加的获奖科技项目：
1.吉林省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1984年，第二松花江无机污染物分析方法研究及水质调查。
2.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1984年，第二松花江无机污染物分析方法研究及水质调查。
3.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85年，环境污染标准分析方法及环境标准参考物质的研制。
4.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1985年，光谱感光板测光自动化。
5.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1985年，环境标准参考物质河流沉积物81-101的制备和元素定值分析。
6.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1986年，环境标准参考物质西藏土壤83-401的制备和元素定值分析。
7.中科院科技进步三等奖，1986年，三江平原土壤微量元素及微肥效益的试验研究。
8.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1987年，环境污染分析方法的研究及其标样的研制。
9.厦门大学第七届“南强奖”一等奖，1991年。
10.中科院长春分院自然科学三等奖，1993年，ICP进样方法及其过程的研究。
11.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1995年，流动注射（FI）在原子光谱分析中应用的新技术、新方法。（第5完成人） 12.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1995年，流动注射在原子光谱分析中应用的技术、新方法。
13.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999年，智能原子光谱分析理论与技术。（第5完成人）
14.福建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01年，微秒强脉冲辉光放电及其在质谱/光谱材料分析中的应用。（第1完成人）
15.王丹萍科学技术奖，2001年，微秒强脉冲辉光放电及其在质谱/光谱材料分析中的应用。
荣誉称号：
1.获教育部“全国优秀教师”称号，1998年
2.获福建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优秀专家”称号，2002年 3.获福建省人民政府“福建省先进工作者”称号，2003年
4.获国务院“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2005年
5.获第四届亚太冬季等离子体会议“原子光谱分析终身成就奖”称号，2010 6.在IUPAC ICAS2011国际分析科学大会上，被日本分析化学会授予 “日本分析化学会荣誉会员”，2011年 7.荣获“第八届全国健康老人“称号，2013年
第4篇：北京大学姜伯驹院士先进事迹材料北京大学姜伯驹院士先进事迹材料
姜伯驹，1957年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数学学院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5至1998年任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1995年至2000年任教育部理科数学与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他是第
七、
八、
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2002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一、拓扑学家、成果卓著
姜伯驹院士在数学上的贡献主要在拓扑学方面。1962年他开始研究不动点理论，这是关于方程的解的一种一般理论。
1964年，他通过研究基本群的一个子群，有效地计算了一类较为广泛的空间（包括李群）的Nielsen数。这一工作迅速引起国际拓扑学界的关注，重新激活了Nielsen不动点理论。从此人们把这一子群称为姜群，把姜群与基本群重合的空间称为姜空间，像Nielsen数、Reidemeister迹一样，姜群、姜空间成为了不动点理论中的常用术语。1978年以后继续研究，主要在低维拓扑学与不动点理论的交叉领域，运用低维拓扑学的理论和方法全面地解决了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尼尔森不动点猜测”，这一成果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称道。他把尼尔森不动点理论推广到周期点，并且关注低维的动力系统的研究。1983年美国数学会出版了他的专著《尼尔森不动点理论讲座》，这本书代表了当时不动点理论研究的最新水平。
姜伯驹院士在不动点理论领域的成就使他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多所大学、研究所邀请他去讲学。1988年春,他主持了天津国际不动点会议,并主编该会议的论文集。1990年夏,他被特邀为夏威夷国际拓扑会议的主要演讲人之一。2004年分别在加拿大举行的尼尔森理论会议和大阪举行的KOOK国际论坛上作大会报告，同年在上海举行的杨武之论坛上做了特邀报告。2005年在德国举行的流形及其映射国际会议上作大会报告。他还是1992年美国数学会暑期讲习会不动点理论专题组的组织者之一。姜伯驹卓越的工作多次受到嘉奖。1982年与1987年两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奖，1984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88年获陈省身数学奖，1990年获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2002年获华罗庚数学奖，2009年获国华杰出学者奖。
二、教学名师、德高望重 姜伯驹院士已在北京大学执教五十余载，一直活跃在教学第一线，坚持授课。他热爱自己的教师职业，始终强调“我首先是一名教师，其次才搞一些研究。”尽管兼职多,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繁忙,负担的研究工作也很重,但他从不因此而占用上课的时间。
姜伯驹院士讲课有三个特点，其一是有学者风范，其二是平易近人，其三是教学方法由浅入深，十分令学生欣赏。他对自己的讲授总是精益求精。有的课尽管他已讲过许多次,但每一次都有大的修改。姜院士上课用的讲义是他自己编的，但在课堂上他从不照本宣科,总是高屋建瓴，对所讲的内容进行整理加工，表达叙述非常讲究。每个概念的来龙去脉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深奥的理论经他讲解既明白易懂,又不失深刻性。经常提出有趣的问题来激发学生思考。他一向反对照本宣科，也不相信有万能的教材或教学软件。他认为教师一定要对教学内容融会贯通，还要能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情况把自己的体会传达给他们。
姜伯驹院士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的“同调论”课程，深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和好评。03级的一位学生对姜伯驹院士课堂教学的评价说：“清晰且具有条理的板书和讲义，细致而又生动的讲授，深入浅出，易于理解，并且经常提出有趣的问题来激发我们的思考。”姜伯驹讲课严谨认真、循循善诱是有口皆碑的，有学生形容：“姜老师的课堪称完美。”
一位数学学院的本科生说：“姜老师是我们学院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我非常喜欢听他的课。最令我们感动的是，姜老师身为院士，科研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坚持关注学生作业批改情况，目的是从中找出具有共性的问题，及时调整自己的讲课方法。”
对于学生的很多问题，姜院士每次都非常耐心地给学生解答。有一次，因为有些同学上课迟到，没听到前半部分，于是对后面讲的上同调环的计算的几个例子不太懂，下课后又去问了他一些问题，姜院士不厌其烦地进行了讲解。
他一向关心数学教育的改革，特别是数学教学的改革和教材的更新。在系领导的委托和支持下,他组织了一个教改研讨组,收集国外的优秀教材和有特色的教学计划进行研究,并安排教改试验,推动了数学系基础课教学的改革。北京大学的“数学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建设，2001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他是前期的负责人。
姜伯驹院士品质高尚，待人诚挚，治学严谨，对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2006年，被评为国家教学名师。2007年，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2008年荣获北京市教师的最高荣誉奖项——北京市人民教师奖。
甘为人梯、桃李满园 姜伯驹院士俯首甘为人梯，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数学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姜伯驹培养了数十名硕士生和博士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姜伯驹继承了他的老师江泽涵先生甘为人梯的精神，他培养人才不拘一格，非但不要求学生因循导师，还鼓励学生另辟蹊径，自主创新，他又总是对学生的研究工作给予最宽松的环境和最无私的帮助。在姜伯驹的帮助和影响下，一批青年学生赴美留学深造，并都已取得很好的成果。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他的学生王诗宬、段海豹、周青等已陆续学成回国。王诗宬于200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卓有成就，造就了国内拓扑学领域生气勃勃、后继有人的局面。王诗宬院士在谈到姜老师时说道：“姜先生做事一向认真，他把解答学生的疑问当作最大的问题来重视。上世纪80年代早期，有学生找姜先生请教，没有联系上。他知道后，骑着自行车到学生宿舍去找学生。”五十载春风化雨，半世纪桃李满园。这五十年中，究竟发生过多少这一类的小故事，恐怕连姜伯驹自己都记不清。
姜伯驹院士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眼光，使得学生们受益匪浅。自国外出访归来后，姜伯驹深切感到中国数学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希望在下一代身上。“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培养出一批杰出人才比自己取得一两项成果更有价值，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花大力气培养好青年一代。”基于这样的理念，多年来，在研究生身上他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惜花费大量时间悉心寻找体现最新思想和成果的材料,组织研究生学习,让他们尽早走上研究工作的前沿，尽快赶上国际数学研究的新水平。
低维流形是拓扑学中最年轻的、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领域之一。姜伯驹首次访美时,我国还无人涉猎。面对学习低维流形的好机会,宁愿少出论文,他毅然把主要精力转向低维流形。1980年夏,他利用回国开会的机会向北大学生介绍了这一理论，1981年他即开设了低维流形课。不久他指导研究生在低维流形方面取得可喜的进展。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一批学生在低维流形方面已取得好成绩,有的已开始在这个领域崭露头角,成为我国低维流形研究的骨干力量。姜伯驹为此所作的努力,得到国际上许多数学家的赞赏。
四、关心我国数学教育改革和发展
姜伯驹院士把发展我国数学事业视为己任。他事业心强,在科研工作上从不满足已有成果,不断为自己提出新课题。他高瞻远瞩,总是以学科发展中关键性的和开创性的问题作为自己的目标。他并不追求发表论文的数量,但每一项工作都很有分量。作为数学研究者，姜伯驹更强调数学在其他学科及技术领域的应用。他很赞成“数学系不应该只培养数学家”的理念。“我们不能拿老眼光看待，要从学生将来的去向、个人的成长考虑。数学系要培养一大批懂数学的人，懂数学就是要有数学修养，然后到各行各业中去发挥作用。”
他对国家数学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做了很多推动工作。“文革”后，数学教学过于侧重纯理论，忽视了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数学人才的全方位需求。姜伯驹曾在许多场合呼吁，从事数学教育的人不仅要考虑数学本身的发展，还要考虑到国家经济建设对数学教育的要求。1995至2000年间，姜伯驹担任教育部数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在他的带领下，在全国范围内，对数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规范进行了调整，增加弹性，使我国数学课程设置也能适应如金融、统计、软件等社会各新兴行业对数学人才的全方位要求。1995年，姜伯驹曾牵头14个院校参加原国家教委“面向21世纪数学类专业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项目，他亲自主持了北大数学科学学院的教改工作，把数学系和概率统计系整合起来，组建了科学与工程计算系和信息科学系，成立数学科学学院。在教学改革中，姜伯驹十分重视师资培养工作。拓扑学是20世纪代表性的数学学科，对数学各分支都有深刻影响，也是基础数学硕士阶段的基本课程。我国拓扑学师资不足，姜伯驹对此非常关切。2006年暑期他和王诗宬院士一起在贵州大学举办了面向全国的拓扑学骨干教师培训班，三个星期，两人各讲一门主课，亲力亲为，为师资培养不辞辛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夕，鉴于数学和金融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他的牵头下，北大数学科学学院又成立了金融数学系。姜伯驹希望中国的数学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境界：自然科学界、工程技术界、生物医学界，以至社会科学界的人都能比较多的了解数学。另外，很多在数学系受过很好数学训练的人也能进入到其他领域去。
姜伯驹同样关心中小学的数学教育，他倡导“通过数学培养国民素质”。姜伯驹认为，中小学教育在一定意义下比大学教育更重要。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社会风气都比较重经验轻理论。因此，数学教育还应担负起理性文明和科学精神启蒙的使命。数学能够训练出其他学科所需要的清晰思维的智力。在数学里面，甚至于一个孩子也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并且挺有把握地说：“我的解答是正确的”。这个把握不是来源于老师说是正确的，而是孩子自己也能相信，他的内在的逻辑是正确的。在姜伯驹看来，最简单的东西，往往也是最本质、最基本的东西，通过对简单的把握，建立思维体系，通过推理，得出的结果往往是惊人的。这就是数学思维，是科学精神。“这是培养独立思考的基本的一步，数学教育是培养孩子明辨是非的重要环节。”姜伯驹对此有一个恰当而且生动的比喻：数学是科学的语言，是思维的体操。姜伯驹院士也热心于数学的普及工作，两本小册子《一笔画和邮递路线问题》（1962年）与《绳圈的数学》（1992年）都深受数学爱好者的欢迎。
姜伯驹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数学家、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教学名师；更是一位甘为人梯，为我国培养了许多优秀数学人才的学界前辈；还是一位胸怀全局，推动我国数学教育事业发展的人民教师。